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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25期-萃英大先生(总第925期-萃英大先生) 2018年10月1日   本期二版  上一期  下一期  更多期次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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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家、生物学家 辛树帜



  辛树帜(1894—1977),字先济,湖南临澧人,农业教育家、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。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,归国后出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,历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、行政院经济部农本局高等顾问、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导师、川西考察团团长、湖南省教育会会长等职,1946年任国立兰州大学校长。
  1924年,辛树帜赴欧留学。他原打算以勤工俭学为方式到美国留学,但当时美国实行的移民政策限制华人入境,他便改变主意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生物学,一年后,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。1927年冬,辛树帜在德国突然接到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正副校长的戴季陶、朱家骅发来的电报,约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,并寄给他2000元作路费。他本想在柏林大学再深造一二年,但因一再电催,又寄来路费,就只有先踏上归途。
  然而辛树帜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发展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,根本不想从政。加上在柏林大学,他的指导教授笛尔斯曾告诉他,“中国的广西瑶山地区,在动植物分类学上,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。”他一心向往要到那里去作认真的考察,填补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这一空白点。因此,回国后,他首先婉言谢绝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,并再三向戴、朱两人说明自己想要为国进行学术研究的意愿。在他的一再争取下,中山大学聘请他做生物系教授兼主任,辛树帜便就此开始广西大瑶山的考察,对当地风俗习惯作了大量笔记,先后整理出《瑶山两月视察记》《正瑶舞歌》《甲子歌》《瑶山采集日程》等大量民族民俗资料,并在1928年《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》出版发行“广西瑶山调查专号”。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称赞这次调查“真是一件大功绩”。由此为中山大学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动植物标本室,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从事动植物研究的专门人才,扩大了中国学术界在国际生物学界的影响。
  辛树帜毕生崇尚科学,献身教育,爱才惜才,奖掖后学。他常说:“人才从事业中出,只要以诚相待,知人善任,处处都有人才。”任兰州大学校长时,为了给兰州大学延聘师资,他未到兰州就先到京、沪、穗等地延揽人才。由于当时兰州尚未通火车,生活条件更差,延揽人才难度更大。许多著名专家教授虽仰慕他的人品、学品、“揽天下英才而用之”的博大胸怀和高度的事业心、责任感,又考虑实际困难不曾前往,他就采取聘请短期讲学、客座讲授等办法,先后延请到顾颉刚、石声汉以及中央大学、上海第一医学院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到兰州大学讲学。同时,利用夏季兰州不太炎热,是一个天然避暑胜地的有利条件,在暑假期间礼聘全国各地的名师到兰州大学集中讲学。先后应聘的有方欣安、郑集、朱炳海等。他还利用他交游广、名望高等优势,尽最大努力聘请许多名教授到兰大任教。从1947年7月到1949年下半年的3年时间,在兰州大学任教任职的著名教授、专家有董爽秋、程宇启、陈时伟、段子美、乔树民、盛彤笙、水天同、顾颉刚、沐元中、左宗杞、杨浪明、王德基、张德粹、张怀朴、闻人乾、张舜徽、史念海、杨英福、唐家琛、李德麟等。当时兰州大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:“辛校长办学有三宝,图书、仪器、顾颉老。”顾颉刚先生在《积石堂记》一文中对此有特别记述,称辛树帜“高瞻远瞩,知树人大计,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,既慎选师资,广罗仪器,更竭其余力购置图书,京沪陇海道上,轮毂奔驰捆载而来者,大椟数百事。未几国民党挑起内战,陆行阻绝,又曾以飞机运之。两年之间,积书15万册,轶出他人数十年之功,卓然成西北巨藏矣。”辛先生深知兰州大学地处偏僻,学生得书不易,所以对各科重要教材以及国学基本用书,尽量多备复本,以免好学师生向隅自叹。也为一些家境清贫、无力购书的学生,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。
  辛树帜一生热爱祖国,追求进步,向往光明。他早年曾与毛泽东同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工作,毛泽东任师范附小主事(即校长),辛树帜为生物教师。辛树帜当时对毛泽东同志深邃的思想和雄才大略非常佩服,青年时代的毛泽东“风华正茂,意气风发,挥斥方遒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57年,辛树帜出席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,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,作了有关古农学研究计划的发言。毛主席听了很高兴,热情地和他握手,回忆着他的姓名,笑着说:“讲得很好。辛树帜一生辛辛苦苦,在学术是独树一帜……”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,辛先生作了《怎样改进陕北水土保持工作》的发言,周恩来总理听了他的发言,亲切地鼓励说:“讲得不错呀!我希望今后五十年里,依靠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发展,解决水土保持问题。”兰州解放前夕,马步芳派人到学校威逼迁校,后国民党教育部又派专机到兰州,妄图胁迫辛树帜到台湾,辛先生断然拒绝,并稳定人心,使学校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。抗美援朝时期,辛树帜亲率慰问团,到战火纷飞的开城、板门店等地,代表祖国人民慰问志愿军战士,圆满完成任务。返校时受到西农数千师生的夹道欢迎。
  辛树帜一生历经风雨而不改初衷,执着追求,大智若愚。每逢逆境,大节不辱,处变不惊。解放前任西农院长时,受国民党CC派排挤,被迫辞职。在兰大任校长时,又险遭马步芳挟持。解放后的革命征途中也是曲折的,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后,辛树帜也受到错误的批判,后遭冷遇,不能再理院务。然而辛树帜并不气馁,很快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向古农史研究,并有颇多建树:他站在现代科学高度,从水土和贡物入手,对《禹贡》独出新解。关于《禹贡》成作年代,新解提出15条论据,考证为西周作品,并对近世盛行的“战国说”详加驳论;从现代农业科学的立场对《禹贡》重新发掘,提出土壤、田赋、农业地理等方面的历史问题;高度评价古人“平治水土”的历史功绩,并结合现代水土保持而开展研究,为他后来从事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。顾颉刚评之为“体大思深”。竺可桢、史念海等亦均给予高度评价。随后而来的“十年浩劫”,辛树帜被打入“牛棚”,夫人含恨离世,这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,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。而他并没有被压垮,被屈服,他临变不惊,全身心地投入到古农史研究和水土保持研究工作上,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在他83岁高龄时,还亲率考查队赴四川、云南等南方七省考察水土流失情况,并主持指导编写《中国水土保持概论》,1982年,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,辛先生夙愿终尝。
  辛树帜一生正直,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。他生前关心、支持、帮助了无数的青年人,可对自己的儿女则严格要求,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。他的精神正如兰大校训“自强不息、独树一帜”一样,影响着这座西北高校独立坚毅,越攀越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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